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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中国天主教传媒(赵明忠神父代读)


2006-10-13 00:00:00 作者:上海师大顾卫民教授

    顾卫民教授(赵明忠神父代读 2006年10月14日星期六上午)

(摘要)
  据现有史料来看,近代中国最早的中文天主教报刊可能创办于上海,1878年12月16日,耶稣会司铎李问渔创办的《益闻录》在上海试刊,该报宗旨为宣传公教教义,并介绍西洋科学,兼报新闻及时事评论。它是近代上海,也可能是近代中国第一份公教报刊。1898年它与《格致新报》合并为《格致益闻汇报》,又过一年,改称《汇报》。至1911年辛亥革命停刊,历时32年,一直由李问渔任主笔。
  1887年,李问渔又创办《圣心报》,它是祈祷宗会的机关报,其宗旨为礼敬耶稣圣心,自创办起即使用白话语文,清新雅丽,妇孺皆能领悟。1949年改名为《祈祷宗会》和《心声》,1951年停刊。
  而上海地区最重要的天主教杂志则是《圣教杂志》,创刊于1912年,先由耶稣会中国籍司铎潘谷声任主笔,1924年至1938年由耶稣会中国籍司铎徐宗泽任主笔,历14年,至1938年日寇大举进攻上海时停刊。该刊在创刊词中历数其宗旨为刊登教宗通谕及各圣部的文件,报导与教会有关的消息、论文、传纪文学和历史掌故。徐宗泽任主编以后开辟了“文化”、“妇女”、“文学”、“游记”、“文艺”、“随笔”、“信箱”,大大拓宽了该刊的报导面。在徐氏任主编期间,《圣教杂志》非常注重下列几个方面情况的报导:(1)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思潮和活动,如1922年宗座代表刚恒毅来华,1924年中国第一次全国教务会议、1926年六位国籍主教的祝圣,1929年还出版了《全国教务统计专号》;(2)社会思潮,欧洲的工人运动和社会党运动,妇女运动及社会改革,公教进行会在欧洲和中华公教进行会活动等等。(3)详细报导了当时中国发生的北伐战争,介绍了三民主义及社会主义的理论;(4)提倡研究教会历史,徐宗泽本人为教会历史学家,所以该报刊登的有关中国教会史的文章特别丰富。
  徐宗泽曾经指出《圣教杂志》应做到下列几项要求:(1)稳妥:公教报刊对新思想和新运动应持稳重态度,要积极研究,不尚新颖,不做先锋,在稳妥中成为时代的领导者;(2)负责,公教报刊在信德道理及风化伦常中应持有自己的立场和负责的态度;(3)要有主张,公教报刊应持守自己的立场,要以基督的精神为精神;(4)要提高思想和知识水平,尤其是应面对知识阶级讲话。
  在北方的天主教报刊中,最重要的莫过于《大公报》和《益世报》,《大公报》创办于1902年6月17日于天津法租界,创办人为著名的天主教学者英敛之,有关英氏生平可见方豪所著《英敛之先生的生平和思想》,“大公”的释名是“忘己之为大,无私之谓公”,办报宗旨为“扩大无我之胸怀,开风气,牖民智,挹彼欧西学术,启我同胞聪明”,“风易俗易,国富民强”。何炳然所著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、新闻出版》“英敛之”条目中,对英氏主持该报时期的主要特征归纳如下:“提倡变法维新,反对顽固守旧,主张君主立宪,反对封建专制;要求民族独立,反对外来侵略,以敢于骂酷吏,不避权遗受到舆论界的重视。”以后在王郅隆和胡政之主政期间,英敛之提倡的“大公”精神,被予以新的阐释,即“四不:不党、不卖、不私、不盲”。我国当代著名的新闻史权威,复旦大学方汉奇教授予以高度的评价。
  北方的第二份天主教大报亦创办于天津,那就是1915年10月16日由雷鸣远创办的《益世报》,由雷鸣远任董事长,刘浚卿任总经理。《益世报》创刊后一年,即遇法国殖民者强占老西开事件。雷鸣远和《益世报》大量地报导了天津人民收回老西开的斗争。1918年雷鸣远被教会当局遣送回国以后,报纸一直由刘浚卿负责,从1915年至1934年,刘氏一直任总经理长达近二十年。1919年,《益世报》还以同情的态度报导了五四运动。旅欧期间的周恩来曾在《益世报》上发表连载的长篇旅欧报导达二十五万字之多。到1931年,《益世报》的发行量曾一度超过《大公报》。1929年,刘浚卿曾经发表其《上刚恒毅总主教书》,指出教友不应与教外人士割裂,应该面向教友人士办报,不应“划界自守”,“固步自封”,“不问世事”,在现代国家中,教友“应居于中国主人翁地位:于国内政治之进退,当局者设施之良否,在在有监督之责。”1931年九・一八事变以后,该报派出特派员前往东北沦陷区采访报导,其中不少报导被后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引为证据。该报还聘请罗隆基为主笔,呼吁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,俨然成为北方武力抗日的舆论主导。1936年,该报曾一度被亲日派系控制,1937年6月,当时已回国的雷鸣远派人强行闯入报社,夺回报权,由留法学生生宝棠任总经理,到1937年9月天津沦陷前夕,生宝堂终被日寇暗杀。1938年8月,于斌主教在昆明将《益世报》复刊。1940年3月,它出版重庆版。战后又在天津,上海等地复刊。
  《磐石杂志》亦为北方天主教会所办的一份比较重要的刊物。它创办于1933年9月,杂志社和编辑部设在北平辅仁大学中华公教青年会支部,并且由该支部的青年天主教知识分子担任编辑者,据第一期创刊号上的杂志社章程指出该刊的宗旨及内容如下:(1)本刊定名为《磐石杂志》,每三月出版一次,以介绍中西文化,宣扬公教思想及研究宗教事业为宗旨;(2)本刊以美化人生,促进社会改造为目的,故愿本着正确忠实的态度,作真理及事实的研究;(3)本刊内容(A)包括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道德、法律、教育、哲学、科学、文学各方面思想学说之撰作;(B)重要书籍著作之介绍与译述;(C)关于公教思想及非公教思想之论述;(D)宗教事业研究与调查;(E)公教进行运动之记述与鼓吹;(F)演讲杂论及其他。《磐石杂志》在1934年出版过“公教与爱国”专号,专门针对东北沦陷和伪满洲国而发,鲜明地表达了天主教教会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立场,于斌主教写了卷首语,陆徵祥则发表了《以公教立场评判日人侵占四省事件》的长文。
  抗日胜利及1946年“圣统制”建立以后,北方出现的最重要的天主教出版机要即为“上智编译馆”,据馆长方豪司铎的回忆:“缘今日之传教事业,固不能忽视一般民众,然对知识阶段的文字传教,尤为现时代不可稍缓之急务,”可见,上智编译馆以及所办的《上智编译馆馆刊》是专门针对社会精英的。1946年9月成立时,第一任枢机主教田耕莘发表了《我对于教会出版事业的热望》(该文由方豪代拟),主旨谓“教会应当跟上时代,时代是巨人,是洪流,个人被时代埋没是小事,但负有传教使命的教会因自己不努力被社会隔绝,其过失是不可宽恕的。”同时还指出:“我们不能完全注重于对内,我们的口号应该是七分对外,三分对内;因为所谓传教工作便是向外传,自耶稣以至近代外国传教士,他们干的工作,多半是打出去;闭关政策与传教工作是处于相反地位的,我们必须推翻它。因此我们的出版事业,其对象也应该以教外重于教内。”
  近代中国地方性的公教报刊也很多,仅四川一省即有《崇实报》(1904年)、《蜀铎》(1947年)、《崇真报》(1945年),西北地区还有《凤翔教务月刊》(1947年)等等。
  近代中国的公教报杂志几乎全部由中国籍神职人员创办或任主笔,虽然教区和修会也是它们的支助者,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籍神职人员的愿望和感情。他们在介绍西学,输入世界知识方面开风气之先;同时,随着对19世纪教会与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历史关系的反省,在这些杂志中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教会本地化的意识,对教会本地化活动的报导也增加了不少篇幅;同时,这些杂志还注重介绍当时中外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消息,研究教会历史,提倡文学和文艺的探索,反映了要争取社会精英的愿望。在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中,教会通过这些报刊杂志鲜明地表达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立场,一洗国人以往的观感。不过,由于直到1949年以前,中国天主教会尚不是一个真正本地化的教会,带有很深的殖民地化的印记,正如方豪所记,仍有不少中外教会人士持守教会不必从事文字事业的谬见,中国籍神职人员中提倡文字传教的人士仍受排斥(如徐宗泽即未被邀请参加1947年的天主教出版工作会议),因此近代中国公教报刊事业,是受当时整个中国教会的情况制约的。

 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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